在冷战格局尚未彻底瓦解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以军事合作一度成为国际关系中罕见的“灰色地带”。尽管没有公开的外交关系,以色列却悄然成为中国获取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来源之一。那段时期,以色列卖给中国的武器,不仅提升了中国国防技术的现代化水平,也引发了世界大国的战略焦虑。
最具代表性的合作项目之一,是“枭龙”战机的早期技术援助。虽然最终的型号是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开发下完成的,但其雷达系统、航电设计中曾借鉴以色列“狮”式战机的技术框架。在更早的阶段,以色列还向中国转让了美制“响尾蛇”空空导弹的技术,让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研发出国产近距格斗导弹。
此外,以色列在无人机领域的技术对中国影响深远。1980年代,以色列的“先锋”无人侦察机成为解放军最早接触的现代无人系统原型。在此基础上,中国逐步建立起了本土无人机研发体系,为后来的“彩虹”“翼龙”等型号打下基础。
然而,中以军火交易并非没有阻力。美国作为以色列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在察觉到中以军工往来后迅速施加外交压力。尤其是2000年前后的“费尔康预警机”事件,以色列在美国强烈反对下中止了该项目,造成中方巨大损失。这一事件不仅令中以军贸关系急剧降温,也暴露出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外交脆弱性。
即便如此,那段历史仍然是中国军工体系走向多元、国际化的一个缩影。在没有完整工业基础和技术闭环的年代,以色列的“技术快递”填补了中国诸多短板,使得某些项目得以快速立项并投入实战测试。对于以色列而言,这段秘密合作则是在孤立国际环境下的一种现实选择,用技术换取资金,也换取地缘政治的灵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