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内”之辨：孟季子与公都子的思想交锋

《孟子·公都子上》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这一问句看似平淡，却揭开了先秦儒学内部一个重要的思想讨论：义是源于内心，还是取决于外在行为？孟子借此对义的“内在性”进行了深刻阐述，体现出其“性善论”哲学的一贯立场。

孟季子代表着儒家内部偏重实践操作的一派，他对“义”是否属于内在提出质疑，意味着他更关心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而公都子则忠实地传达了孟子思想中“义由心发”的立场，回答说“义者，内也”，意即“义”并非强加于人，不是被动遵守礼制，而是出于内心的道德判断。

孟子的“义内说”并非抽象空谈，而是紧紧围绕着人的天性与行为展开。他举出例证说明，若人出于本心救人于危难，不计报酬、不图名声，这才称得上“义”。若有所图，即使行为再“合礼”，也不是“义”的体现。义不是外在的奖惩系统推动人做的事，而是出于人性中对善的自然趋向。这与法家强调法度与威权的行为规范，或墨家推行兼爱、重利的逻辑截然不同。

孟子的“义内论”还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伦理精神。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这种能力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的表现。义，不是社会规定的框架，而是心中生发的正气。孟子说“人不可以无羞耻，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明确将义归结为内心道德情感的自然流露。

这场由“何以谓义内也”引发的思想争鸣，不仅揭示了儒家伦理的深层逻辑，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内在道德动机”与“外在行为规范”之辨的经典文本。孟子以其鲜明的立场，把“义”从礼法的工具中抽离，使其回归为“心之所安”，从而奠定了后世“良知”“内圣外王”思想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