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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1日，国务院发布修订后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旨在通过省级自查、实地核查、第三方评估、暗访抽查、综合评议等多种方式加强考核，以推动减少欠薪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群体事件和极端事件。然而，根据笔者在工地长期的调研和观察，问题的发生难以完全依赖考核制度和制度建设来解决。许多问题本质上是不规范的，无法被政府监管部门完全覆盖。"
"首先，报案、结案和执行都存在一定难度。必须承认，近年来，在整治欠薪问题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了规避建筑工地的多次转包，承建方通常选择与有资质的劳务公司合作。然而，问题在于很多劳务公司实际上是虚构的，其老板本身也充当了包工头的角色。因此，工地管理方式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工人的招募依然主要依赖于"老乡介绍老乡，工友介绍工友"的方式。"
"在工地上，不管是长期共事的班组还是临时组织的团队，都可能有一定的合作经历。有些工头可能不愿签署劳务合同，而工人则出于共事的默契，有时忽视了签署合同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与过去相比，工人如今更有底气，这部分来自于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信任，因为政府已经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打击欠薪问题，使工人感到更加安全。"
"然而，问题在于一旦出现欠薪情况，农民工常常会发现，许多时候国家无法有效管控或解决这个问题。"
"研究发现，一些农民工在按规定进行劳动监察大队的“报案”环节时遇到了困难。原因在于，很多工人不清楚他们所属的劳务公司是哪家，只能提供工头的姓名和电话。如果报案发生在工程仍在进行中，通常可以提供工程地址，案件会进入处理流程。问题在于，工地通常会在工程结束或年底结账时进行，经过多次要账的拉锯之后，工地早已人去楼空，工头也常常百般推脱责任。"
"因此，劳动监察大队通常不会受理这些案子。在采访工作人员时，有人指出案件的接受和处理分为两个阶段，并存在恶意索赔的问题。如果报案环节无法提供劳动或劳务关系的证据，通常不会接受案子。这可能会损害包工头或项目部的合法权益。因此，为了规范办理程序和合法行使权力，一些欠薪案件可能很难被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民工常常选择在工地门口堵住大门或在政府机关门口集会，以索要未支付的工资。通常情况下，政府会面临维稳压力，因此会施压项目的业主方或承包方，迫使他们尽快解决欠薪问题。但这会导致一些本已结清工资的业主或承包方感到委屈，因为他们需要再次支付款项，并追讨这笔款项从承包工头那里。在调研中，有情况表明项目方曾经追讨款项追了六年之久，但仍未能收回。"
"一些进入监察大队处理的欠薪案件，通常需要一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报案、办案和结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部门不时需要农民工的合作，例如签字或到场沟通。对于工地上做零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不是每天都有工作，可能会遇到几天没有工作，然后突然有工作机会。如果政府部门通知他们前去配合处理案件，可能会导致他们当天无法挣到钱，甚至错过工作机会。如果工地已经招满人，他们可能需要再次寻找下一个工作机会，而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歇几天，这会增加时间和经济机会成本。一些人甚至因此认为，为了追讨一两千元欠薪，而损失了上万元的机会成本，不划算，因此干脆不愿意配合处理案件，最终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解决。"
"另一种情况是，尽管案件已经结案，但包工头个人却没有能力偿还欠款，一直拖欠不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不得不等待或者走上法院起诉的道路。然而，法院诉讼也需要三到六个月的办案周期。即使最终判决胜诉，执行也面临着困难。一位工人向笔者表示，他曾赢得一起案件的诉讼，并申请了强制执行，但包工头本人已经逃到国外，他名下的房产则由其老母亲居住。执行工作人员认为将老人赶出房子可能引发不良舆论关注，同时老人住在何处也成了一个难题。因此，强制执行并未实施。这位农民工最终没有追回他两万元的欠款，还花费了五千多元打官司请律师和奔波的费用。"
"由于繁琐的程序和高昂的成本，大多数农民工通常不愿意选择走监察或诉讼程序。在欠薪问题发生后，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到雇主家中堵门或者到工地讨薪的方式。在堵门和讨薪过程中，警察通常会以在场的方式示威，以预防恶性事件的发生。然而，警察的介入通常只能进行调解，对于有经验的包工头而言，这种方式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欠薪问题本身并不在警察的职权范围之内。"
"其次，实名制管理也存在一些弊端和漏洞。有人认为目前在建筑工地实施了实名制管理，工资直接发放到工人的银行卡上，就不会再发生欠薪问题。然而，这一观点需要明确两个方面的情况。"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建筑工地可以分为正规工地和非正规工地。正规的工地通常具有较高的管理规范和较严格的实名制管理，因此工资可以按时发放到工人的银行卡上。然而，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为了规避税收和减轻资金压力，一些雇主每月只会给工人发放三四千元，最多不超过5000元。而建筑工人正常情况下每月的收入可能在七八千元，甚至上万元，这就导致每个月未发放的工资会以延期支付的方式来解决。"
"然而，延期支付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导致资金周转不灵活，从而容易出现拖欠情况。在调研中，工人们普遍反映，规模较大的地产公司的项目更容易出现拖欠情况。非正规的工地通常工期较短，一般也不会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因此不会实行实名制管理。在这些项目中，业主方通常以传统方式将承包权交给个体包工头，然后包工头负责雇佣工人。工资的结算由包工头负责，如果包工头将资金挪用，就会导致欠薪问题的发生。"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超龄农民工被有意地“隐藏”在工地的记录之外。尽管超龄农民工清退政策已经实施，后来政策也有一定程度的修正，但仍然有很多工地不愿意将超龄农民工的信息记录在工地的登记簿上。实际上，工地仍然需要超龄农民工，因为他们可以胜任一些零工，虽然工资相对较低，工作也比较辛苦，但超龄农民工愿意从事这些工作。"
"然而，这些超龄农民工的信息不能出现在正式的工资花名册上。他们实际上处于一种“黑工”的状态。他们的工资会通过其他工友的银行卡发放，这意味着每个人卡上收到的钱并不是他们当月实际挣的工资，而是包工头或项目部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后的金额。因此，账面上的工资流水与实际的劳务费用存在着不同的逻辑。"
"然而，问题在于一些包工头采用一种方式，即将他们所属工队的农民工的工资汇总到一起再发放。每月，他们会领到全部工资，然后在结算之后给每个人发放一部分，通常只包括生活费，而其余的工资会被挪用到年底再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往往不会反对这种已经形成的潜规则。然而，当年底出现拖欠问题时，超龄农民工要求发放欠薪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在政策上有一套规定，但实际操作中存在各种对策，欠薪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很难被纳入政府规范管理之中，农民工又担心承受集体讨薪的压力，因此许多人更愿意选择亲自上门或面对面讨要工资。如果双方意见分歧较大，工人又在情绪上愈发激动，交流困难，可能会采取直接动手的方式，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可能性增大。"
有些工人表示，在与包工头讨薪时，存在一种“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采用暴力手段似乎成为必要的手段。许多人陷入了个人思维的误区，认为“就欠我三四千块钱，为什么不给我，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但对于包工头来说，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愿意拖欠工资，但有些人可能因投资失败或赌博输钱而资金短缺。对他们来说，欠薪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涉及到多人，尽管每个人欠的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块钱，但如果涉及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总数额就会达到几十万，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需要偿还。"
因此，工人对于包工头的不理解和恶劣的猜测可能会加剧情况，使极端事件更容易发生。此外，还有一些极端事件并不是因为欠薪问题而引发，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建筑工地工作，导致了婚外情事件的发生。一旦这些事件被发现，可能会引发极端事件。这些情况都属于小概率事件，很难提前预测和干预。"
总的来说，建筑行业一线农民工与劳务公司不签劳动合同是一种通行规则，而包工头不愿意提供欠条也成为了一种常态。前者主要是为了规避成本，而后者则是为了规避潜在风险。因此，难以提供足够的证据成为一些群体必然面临的困境。在政府部门实行科层化、专门化和专业化管理之后，对于不规范的欠薪问题反而变得更加难以有效管理。"
欠薪问题的解决机制强调程序和证据，这是政府部门必须遵循的原则。然而，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我们面临制度滞后的问题。对于当前包工头采取的策略性回避行为，监管机制应该更加灵活。此外，应该进行体制机制的改进。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研判和反馈机制，以便在出现问题时及时调整相关机制。考核虽然能够提高管理成本，但其对于避免问题发生的实际效益尚需进一步实践检验。解决问题应当以解决问题本身为主，这通常是相对低成本的措施。"
